国学三题

国学本来是我不懂的话题，但是既然说开了，就再抡几斧头，抡到哪儿算哪儿。

“明人改书而书实亡”

我在谈论钱钟书先生的《管锥编》里，谈到钱钟书先生用推测和常理代替考据，芦笛表示：

“在治国学中，如果要讲究‘无一字无出处’，那就无什么研究可言了。例如这‘上邪’问题，老肚子的意思，似乎是说必须在某本词书上找到解释，才能用作证据。但如果是这样，那还有什么考证可言？”

对老芦的话，我理论上同意，因为“无一字无出处”的考据，有时候确实迂腐不堪。但可惜的是，“无一字无出处”确实是国学研究中被称道的“严谨治学”的方法，从毛诗、郑玄直到清代的“以经训经”，走的都是这条路子。用“常理”代替考据，古已有之，比如公羊谷梁二传，朱熹等人，但多遭后人诟病。

明代的训诂学者最为大胆，他们认为古书中不通、或者有歧义之处，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改动，被后来的学者骂为“明人改书而书实亡”，即把古经都糟蹋了。清代的学者正相反，即便明显的错误，（有不少别的版本互相发明），他们依然也不加以改动，而是存疑。清代学者在国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估计与此有关。

我对推测代替考据，用西学印证古经的反感，主要是感情上的因素：和以前的考据方法不一样，嘻嘻。

微言大义

古经考据之所以难，除了语言文字的变迁，焚书坑儒等因素外，还有一条是古经的“微言大义”。微言大义的传统，始于“春秋”，意思是话虽然少，但里面的意思却很多。孔子这样做，原因估计有：1，古书写在竹简上，不像今天用纸一样方便，所以写得越少越好；2，孔老夫子讲究“哀而不伤”，“乐而不淫”，“温柔敦厚”，因而说话不太直白；3，老夫子周游列国找官做，不愿意得罪人。以上三条都是“用推测代替考据”的，但俺不是“国学大师”，想怎么考据怎么考据。

《春秋·僖公十六年》： “十有六年，春，王正月，戊申朔，陨石于宋五，是月，六鹢退飞，过宋都。”这句话被许多人引用为微言大义的典范。这句话只是记载了那年的天象，而实际上是在讽喻宋襄公之过。孔子又想入世，又想行道，“微言大义”有时候是迫不得已，但后世却把此奉为经典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 “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”；解经者也穿凿附会，试图揣摩作者的意图。想来想去，都是孔老夫子惹的祸，打倒孔家店看来是没有错的。

最低国学书目

梁启超先生曾经开列一个“国学最低书目”：

经部：《四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；史部：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(或《通鉴纪事本末》)、《宋元明史纪事本末》；子部：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；集部：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李太白集》、《杜工部集》、《韩昌黎集》、《柳河东集》、《白香山集》。

梁任公并认为：“以上各书，无论学矿、学工程报……皆须一读，若并此未读，真不能为中国学人矣。” “中国学人”这句话意义不明，但如果说，不读这些书，就不能算了解中国文化，恐怕应该是对的。